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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话语体系迎战历史虚无主义

  近年来,随着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甚嚣尘上,网上出现一些恶意歪曲历史、散布谣言的人。他们抹黑邱少云、黄继光、董存瑞、雷锋等先烈的英雄事迹,歪曲国史、党史、军史,冲击社会主流价值观,在社会上,特别是对年轻一代,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。在历史虚无主义这扇虚掩的门后,究竟是何“真容”?就相关问题,光明网记者采访了

  乔良指出,英雄是为了人民利益献身的高尚群体,是社会的主流符号,否定英雄其实就是在否定社会主流价值观。而否定英雄只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切入点,其目的是进行深层次的意识形态颠覆,以此来否定中国历史、否定中共执政合法性、否定中国发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。历史虚无主义的套路是剥夺民众对党和国家、对中国革命和历史的认同感,通过搅乱大多数人的思想,使其丧失判断力、丢掉立场,进而与党和国家的目标逐渐背离。历史虚无主义猖獗是国外国内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  乔良认为,历史虚无主义有深刻的国际背景,面对国力不断增强、GDP世界第二的中国,西方世界难以适应。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,美国已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衰落,并认定这一衰落来自新兴国家的挑战。为了延续在全球的领导地位,美国一方面在经济上给中国制造麻烦,扰乱中国周边投资环境;另一方面,让自己站在道义制高点上,用所谓普世价值的解释权,打击中国。在这方面,美国的手法甚多,“欲灭其国,先去其史”就是其中之一。实际上,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,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精心策划,由来已久。

  “这项战略,美国已有成功的范例”,乔良阐释说,前苏联解体始于意识形态的崩溃,就是最好的佐证。当时,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“新思维”,就意味着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向对手缴枪了。随后,苏联从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各方面迅速跌落。后来从苏联分离出来的俄罗斯,在经济领域全面接受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,服用西方开的“药方”——休克疗法,致使经济一落千丈;在意识形态领域,更是全盘接受以社会民主主义、新自由主义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,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俄罗斯民族精神。

  其实在苏联解体前后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,一直散布“历史终结论”、社会主义“失败论”、马克思主义“过时论”、“渺茫论”等谬说,从未间断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。

  “军事上,大纵深作战需要部署好强大的纵深梯队,但在整条战线上必须先找到突破口。西方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渗透也是如此。”乔良用“大纵深战略”的军事术语做形象比喻,“对于西方而言,围堵中国最好的缺口是意识形态,而意识形态渗透的最佳突破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。”

  乔良进一步分析指出,经济上,中国的体量太大,西方如果想从经济上打开缺口,一下子干掉中国经济,不可能;军事上,中国军队的实力如今不容小觑;政治上,中国的政权有民众的认同和拥护。一言以蔽之,从这些方面突破,是不易得手的,因为其他方面的能力可以通过量化掂量得出来,只有意识形态人们无法将其量化,很容易模糊。尤其是借助互联网工具,极容易通过散布谣言和似是而非的理念,让人们不知不觉间产生思想和认识的偏离,使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改变。

  “从国内来看,有些人,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公知、大V,扮演了‘第五纵队’的角色,充当了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‘先遣队员’。这些人很有煽动性、蛊惑性,由于他们的‘不懈努力’,现在的社会人群中,确实已有不少人成为了他们的追随者”,对于历史虚无主义,乔良深入剖析了国内方面的原因,制造谣言和谎言的人之所以会在今天大畅其销,拥有市场,除了谣言和谎言的迷惑作用外,还有我们的工作(从经济工作到宣传工作)没有做好的原因,“因为那些跟着谎言和谣言走的人,一部分人是源于对历史的无知,还有一部分人则主要是对现实不满。民众的不满情绪背后的深层次原因,我们不应回避,必须深刻反省。”

  乔良梳理了建国以来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,将其分为两段,并认为这两段之间互相承接,但又不完全相同:“首先是时间段不同,前一段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末期,其表现主要是从否定文革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;第二段是从九十年代末至今,从否定改革开放,逐步发展成全面否定中国、甚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方向。”

  乔良进而分析,两个阶段的目标也尽不同。前一段更多是否定内部的错误,以动摇民心;后一段是全面否定整个国家、政党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,以动摇国本。此外,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人背景不同,前一段以在反右和文革中深受其害的人为主。后一段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,一部分是由在文革当中生长起来,接受西方教育,即我们俗称的“被西方洗脑”的人;另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中没有得到实惠而心生怨怼的人。

  乔良觉得,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,使大多数群众基本迈过了贫穷的门槛。但与此同时,“一切向钱看”、“时间就是金钱”等主张,日益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观。其结果是贫富差距拉大,少数利益集团形成,民众不满情绪加深,整个社会出现上下、贫富对立的迹象,共同价值观也随之被撕裂。

  “鲁迅说‘贾府里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’,当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时,用统一的价值观来塑造全体社会成员变得越来越困难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出现这些情况,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,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和过程。”乔良认为应该用理性的视角来审视贫富差距问题,“西方社会同样经历了这个阶段,长达百年之久,并且至今也没有完全消除贫富差距。不过西方人很聪明,通过宗教抚慰、、民主选举等渠道,让民众获得精神安慰或宣泄,转移了对这一‘阵痛’的注意力,缓解了民众的不满情绪。”

  理性的看待问题很重要,乔良认为,很多时候,我们的民众缺少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客观认识和理性思考,久而久之,就形成一个民族自身的惯性思维,不是全面赞同就是全盘否定。比如,以对中国的态度为例。赞同者有些就是无原则地赞同,而反对者则更是无底线的反对。这两极其实都是不可取的。因为赞同和拥戴中共,不等于无视我们这么多年的革命实践,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。试错就会有错,看不到错就不会纠错,不纠错就无法前进。所以盲目赞同一切不可取,与之相对的盲目反对一切更不可取。因为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,更多时候需要把握两极之间巨大的灰色地带,而不能走极端。

  “我们一直在提倡讲辩证法,实际上今天,有多少人真正学会了辩证地看问题?我们在引导民众正确理解和认识我党今天所做的一切时,以为只要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觉悟就能解决问题是不够的,必须让更多的人从党和政府的多项主张和政策中获得实惠。如果不能让其获得利益,仅仅靠提高觉悟,就想让大家拥戴你是不可能持久的。”乔良如是说。

 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,2014年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47.9%,而在青少年群体中,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了79.6%。在网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,面对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的年轻人,乔良深表担忧:“年轻人出现思想的混乱,首先源于我们意识形态战线本身出了问题。”他认为,当前,我们几乎不清楚我们面临的形势,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应对。在这个互联互通、每个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,找不到新的话语体系,依旧在沿用老一套的宣传方式。结果使我们对形势的判断,对意识形态的掌控,要么过时,要么乏力。加之一些人自身价值观的混乱,于是,具有很强的煽动性西方普世价值便乘虚而入。

  乔良最后强调,一个国家,一定要让主流意识形态占上风。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主流意识形态,是没有占上风的主流意识形态,更缺少运用互联网工具表达主流意识的话语能力。“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不是被人们自觉接受,而是靠权力支撑,就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主流”。他觉得现在整个中国提倡创新,各种创新,首先应该是话语创新。经济的创新固然重要,但话语创新更重要。因为思维是由语言构成的,新的话语才会构成新的思维。任何新的思维,是不可能用旧的语言系统表达的。“我们今天试图用原来的旧的、僵化的语言教条去解释新思维,新未来,这是徒劳。整个社会必须形成新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,在此基础上形成新思维,才能迎接新变革,迎来新时代。”(光明网记者康慧珍、蒋正翔采访整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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